市长带队向新加坡学习高房价并非深圳人民之福

http://esf.sz.soufun.com搜房二手房网 2007 年8 月8 日房贷理财论坛

据知名城市批评家贺承军博士8月1日在搜房博客撰文称：“2007年7月底，深圳市政府组织一个以市长带队的庞大阵营，作为深圳建设史上第三次正式对新加坡这位师傅进行拜师学艺。”本人认为，此番深圳市政府行为是在7月提出“向香港学习，为香港服务”之后的第一次转向。与此同时，国务院温总理8月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会议认为，要把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作为住房建设的住房制度改革重要内容，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职责，加大建立健全以廉租房制度为重点、多渠道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政策体系。

深圳向新加坡学习是一条很有价值的信息，还不仅表露政府对宏观调的态度，更是在建设性地探寻解决之道。尽管，当前的新加坡仍然在暴涨之中。我们觉得政府在寻求组建公屋经验之外，更重要是寻找城市的未来发展之道。同是资源紧缺的城市，发展思路却大不相同，新加坡的公屋质量要比香港的好：香港的公屋是从1953年圣诞的“石硖尾大火”导致约58000人痛失家园开始，一开头就有了应急的因素，房屋质量不尽人意，时而还会出现火灾或是漏雨。而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的理念就是“以人为本”，并把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当作局训，充分考虑到了占85%的人居住公屋的感受，不仅组屋数量且质量普遍比香港要高，这一点很值得深圳学习。

我曾邀请从新加坡国立大学留学归来的林建晖写了《新加坡政府组屋的起源和发展》及《新加坡政府组屋品质的升级换代》，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新加坡的窗口。他在文中写道：“众所周知，新加坡是1965年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建国的，李光耀总理非常推崇儒家文化，‘居者有其屋’当然是其推行的不可缺少的当政纲领。而之前，新加坡的居住状况是贫民窟聚集，大众居住环境恶劣。翻开英国殖民统治新加坡的历史，在1819年到1926年这个时段，大量的移民涌入这个岛国，人口集聚在城市中心，而在那时，没有任何官方的努力去解决这些人的居住问题，从而造成市区出现大量的贫民窟。直至1927年，才建立了SIT（新加坡改善基金），但是其依然无法提供充足的公有住宅给大众。因而，1960年2月1日，新成立不久的政府组建了HDB（住宅发展局），取代了在英殖民统治时期的SIT（新加坡改善基金）。住宅发展局率属于MND（国家发展委员会），主要职责是规划和发展‘可承受’、‘有质量’的公有住宅（即政府组屋）和相关设施。起初，住宅发展局主要是负责给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保障。随着其发展和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住宅发展局负责的对象扩大到中低收入家庭，并且也承担物业管理服务。住宅发展局对政府推行的‘居者有其屋’政策起到了关键的支持作用。通过下面两个数字的对比，相信大家会有比较直观的印象：今天，85％左右的新加坡人居住在政府组屋里面，而在1960年，这个数字，仅为9％。”

他介绍，在新加坡，人们居住在公有住宅的比例如此之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是“可承受”的。正如前面所说的，住宅发展局在成立之初，就被定位于建造【“可承受”－价廉、“有质量”－物美】的政府组屋。这里【“可承受”－价廉】是前提条件，而【“有质量”－物美】也是不可或缺的。

另外，林建晖介绍，政府组屋如果仅仅只是可承受，而无法保证其品质，即【“有质量”－物美】，相信不会有85%以上的新加坡人愿意居住其中。回顾新加坡政府组屋在其品质方面的不断完善和创新，我们从中或多或少可以得到些许的启示和借鉴。

无论是香港或新加坡，政府主导的公屋建设备受世界关注，但不可回避的是，据统计，在全球最发达的城市中，香港和新加坡的贫富差距最大，名列亚洲前列。这个贫富差距的表现恰恰可以通过香港、新加坡两地的公屋与私屋比例和居住条件差别，可以窥见一大部分。总体来说，我们认为两地政府的“以人为本”的建房政策是值得首肯的，另一面更值得关注是：房价的“可承受”程度！很显然，房价对中产阶层的压力是最大的！香港97年的“地产泡沫”足以说明高房价对中产阶级的伤害是巨大的。也正是因为中间层的不容易,比如，在香港有很大一部分人买不起房,又不够住廉租房的资格,成了政策的“夹心层”。香港在随着公屋的发展中，也特别考虑到了中产阶级们的居住及社会心理需求，政府也曾经出台过夹心层的政策，以平衡社会矛盾。

2000年以后，新加坡金融业重新定位后将逐步从一个外汇交易和投资银行中心转变为一个资产管理、全球操作和风险管理的地区领导者,即全球金融险管理中心，基金业将成支柱行业。相对深圳而言，这算是高端服务业了，正如，许多专家所言：房价越高越能显示竞争力和其高端性。但近日的出版美国《新闻周刊》透露：亚洲两大金融中心新加坡和香港的发展正被瓶颈现象困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两个金融中心的症结就在于它们的成功。这两地均聚集了世界一流的会计事务所、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两地随处可见来自世界各地跨国公司的外派人员。以前,他们的生活惬意。但是这个夏天的他们却不再感觉那么舒坦。经济的繁荣和高效带动了新加坡和香港房地产市场的活力,同时也使得房租飞涨,写字楼的天价租金甚至使得某些富有的投资银行都不得不开始更换便宜一点的办公地点。去年,新加坡写字楼租金的涨幅更是位居全球榜首,上涨了105%。然而,房价的攀升却导致了对人才吸引力下滑。现在,亚洲一线城市的经济发展威胁不是来自彼此之间的竞争,而是人才基础设施的制约。面对这样的情况,新加坡的前总理李光耀已经开始呼吁政府调查当前房价上升的原因,他表示,如果维持现状,也就意味着竞争力的丧失。

深圳之于香港或新加坡来说，不是简单比较空泛的城市竞争力，而是要比这座城市是否有人情味、居民是否有房可住、城市是否有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因此，深圳无论向过去还是现在新加坡学习，我们都要看到当前的深圳不仅需要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也需要公平的、可持续性的生存环境，居住应当列首要位置。深圳需要从居住角度来全面思考城市的发展了，绝非是某些专家所言的，高房价提高城市竞争力，高房价有助于调整产业、人口结构甚至是环境，尽管深圳有着“四个难以为继”的难题，但现在这些提法亦是极不合时宜的。

毕竟，深圳人还没有达到“共同富裕”程度，我们将要做的是消弥贫富差距的鸿沟，不是让高房价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得更大。深圳房价在没有公屋、没有正视贫富差距与社会分配不公的状况下单向飙升，犹如枯水行船，难以支撑。在新加坡，人人有房住是一种现实，而深圳即使可以不要公屋，但高房价的“可承受”仍是少数人的现实，而非多数人之福。

责任编辑/sz_ershou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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